梅红:南丝绸之路上关帝忠义精神的传播

-----以明清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忠义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关公信仰的核心价值。关公被历代帝王加封19次,如“忠惠公”、“义勇武安王”、“协天护国忠义大帝”、“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等, 在封号中反复出现的是“忠、义、勇、武”几个字。神教设道, 关帝信仰实际也是明清社会用以教化百姓, 维系理想社会秩序的体现。“关帝崇拜的实质是一种道德崇拜。”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是南方丝绸之路重要地段,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信仰在此交汇。就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关帝信仰来讲, 明清时期, 其传播范围、信仰的族群数量都达到了高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瑶族﹑壮﹑苗﹑白﹑土家﹑纳西﹑彝﹑羌﹑侗﹑水﹑布依等族的传统宗教中, 都供奉关圣帝君。关帝被吸纳为藏传佛教中的战神和护法神, 与卫则姊妹、尚论多杰东都、赤尊赞, 乃至从印度传入的多闻天王等形象互相转化, 最后与藏区著名的格萨尔王形象融合, 成为了一个与藏传佛教信仰相关联的独特现象。清末, 在羌族的“白石崇拜”中的五颗石头, 有一颗是“关圣帝君”。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群众, 几乎和当地的汉族一样, 出入于佛寺、土主庙、观音庙、关圣庙等, 并有定期的庙会。云南大理的关帝庙修建于元代初年, 现在重修一新, 接受着汉族和白族等少数民族的祭拜。苗族至今流传着关帝是“火德星君”的传说。上个世纪初期, 林惠祥在西南地区做调查时, “所访问之苗族均巳失去其固有之宗教, 而多信佛教且多少道教化。室内皆设观音像或关帝等像”。仫佬族过大年的传统习俗中有一个环节是贴关羽像, 书以“秉烛达旦, 忠义春秋”。

明清时期, 在与汉族的交融过程之中, 各民族地区受汉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极大影响。在关帝信仰的传播过程中, 也是儒家价值观的传递过程。无论是军事首领还是基层县令, 抑或是商业精英, 他们不仅深受儒家影响, 而且践行儒家理想, 宣扬儒家道德理念。

明清政府在征服与管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过程中, 不断地与苗、彝、藏等各族人民发生冲突, 元朝对西南用兵17次, 明朝67次, 清朝56次。由于军队奉关羽为战神, 关帝信仰也随军队不断地向西南地区的纵深处传播。从现存的文物来看, 明朝时期著名的将领傅宗龙、莫宗文, 清代的黄廷桂、勒保、和琳等都有亲笔撰写的与关帝精神相关的碑文留下。从地理位置上看, 关帝庙随着军队的行进路线分布明显, 军事传播推动明显。

明清时战事众多, 南北方的丝绸之路上均可见军队对关帝的信仰。“夫显佑本朝, 莫过于关帝, 前此回部、台湾、廓尔喀、苗疆不靖, 皆荷威灵。”军队战事频繁, 当中流传着很多关帝显圣的故事。军队里认为关羽虽然冤死, “然而忠义炳烈, 上贯日月, 故虽殃而精爽犹足以威敌, 后之用兵者, 未有不于侯而乞灵焉。宋天禧中, 诏封武安王, 所在立庙, 故边城咸得祀侯。”明代洪武年间平定云南, “凡将帅之臣, 介胄之士, 咸慕公之神灵, 守御官请命, 冀以助扬威武, 所在军卫必建祠以祀之”。

傅宗龙,明代著名的战将。他长年在贵州地区用兵, 知晓贵州的要害及各地土酋的顺逆、将士的勇怯。当时贵州的仡佬、龙仲、蔡苗等族互相呼应, 对明军不利。傅宗龙以防守、屯田的办法, 打破了其他族群的军事地理优势, 获得了战略主动性, 逐渐剪除了各族群的联盟, 然后大兴屯田, 明军在贵州逐渐站稳。

傅宗龙非常崇敬关帝。他在天启四年驻贵州平坝时, 屡次大捷。他认为是关帝之功, 在战事稍歇后就重新翻修了平坝关帝庙, 并亲撰《重修平坝卫关帝行宫碑记》。在碑文中, 他记录了自己的军队和自己所经历的关帝庇佑的事情。一是阴兵助阵, 贼兵自己散了。二是在路途中, 关帝保佑了他的平安。在战场上, 经常有关帝助阵的传说故事。将士们认为恪守己责, 像关羽一样忠勇, 就可以得到关帝的护佑。就是傅宗龙这样的大将也不例外。他认为自己一向“忠”“义”, 关帝鉴察, 所以在危难之际总是让他逢凶化吉, 遇难呈祥。他在碑文中写道:“宗龙何以邀此于大帝哉?毋亦区区忠义, 大帝实鉴之, 故当危急迫厄之际, 辄显示谶相如此。夫荒铺废营之中, 凡有祠祀, 而大帝无不在焉, 兹斯宫为大帝所居, 歆复奚疑?宗龙自维弱劣庸愚, 无能称职, 独是区区忠义, 矢之不渝, 且勉修护军之职, 以图逆酋, 庶几仰大帝, 馘贼拯民之念于万分之一, 而馘贼拯民, 仍以祈望于大帝!征诸往事, 终能如所望乎!敬磨石记之, 以昭大帝之灵贶, 且示平城之人, 永永无忘大帝之赐也!是为记。”

明末清初另一位战将莫宗文, 战功赫赫, 长期在贵州、湖南等地转战。他本是苗族人, 在从军之后, 屡立战功, 早已接受了儒家思想。他参加了平定奢崇明、安邦彦叛乱之战, 他还平定了翁解、水塘、谷兵、大郎四寨, 攻打过黑苗等, 在贵州省基本上跑遍了所有的少数民族地方。在他转战贵州平定诸苗时, 明朝灭亡了。一位明代总兵, 此时仍在与时时叛乱的苗族作战, 他的忧国忧民之心中, 也带着对个人命运的困惑。中坪关帝庙碑, 就特别能够反应这种家国情仇:

以关帝之圣, 处于汉末, 何知后世之有其庙?况生于河东之解梁, 而殁于荆襄, 何知千百世后庙于黔, 并庙于黔之中坪?而文以游览寄寓, 为之立庙撰碑, 是亦运数使然也, 亦非帝之所能强也。往昔羊叔子之镇襄阳也, 时登岘而泣曰:“自由此山, 不知经阅几人而湮没不传者, 不可胜慨焉!”则文于中坪以家而登眺托迹, 抱此壮怀。后之览者, 询其故址, 考其遗迹, 亦必生凭吊之感!而千百世以后, 文虽不肖, 得仗关帝之灵以传焉, 亦未可知也。爰是撰之于石。皇明永历庚寅之帝诞日, 钦命镇守川黔楚沅靖等处地方提督汉土官兵总兵官右军督左都督上柱国太子少保安化伯莫宗文撰, 世袭锦衣卫指挥通知莫英书丹, 世袭敷勇卫指挥同莫蘅篆首。

在这则碑文中, 宗文详细地记录了他在四川、贵州、湖南的转战历程, 记述了他平定苗族蓝二的经历。如果没有明朝灭亡, 也许此碑文中就没有命运无常之感, 而仅仅是一次战功的记述。由于朝代更替, 这位明朝总兵, 怎么会料到自己会在这偏僻的山野扎下根据地, 以观世变?在对照关帝的命运中, 他看到的不是关帝的神勇, 而是人生的无常、命运的不可把控。这位后来降清的战将, 在清代平定西南的过程中立下赫赫战功。然而在他临死之前的亲笔书中, 称自己是“罪人”, 这不得不令人想起, 忠诚乃是儒家思想和关帝信仰的精神核心。莫宗文纵然驰骋沙场, 功勋卓著, 最后的晚节不保却仍是他心中的隐痛。

黄廷桂, 清军汉军镶红旗将领, 曾在川20年。雍正年间, 乌蒙米贴苗陆氏起事, 四川雷波土司杨明义阴助陆氏, 联合附近结觉、阿路、阿照、平底诸苗劫清军粮食。黄廷桂率军平叛, 黄螂土司国宝臣服。清官兵在这里修建了关帝庙。

圣天子御极之六年, 雍正戊申, 天宇所覆, 地维所载, 氈裘卉服之区, 凿齿雕题之域, 来享来王, 悉主悉臣。顾兹米贴土妇陆氏, 以蚍蜉畏罪, 不能自缚就戮, 遽敢要结党羽, 跳梁山泽。余时提督军务, 率诸营将士奉行天讨, 旬月之间, 深入蛮箐, 行列布阵, 旗明甲耀, 未尽厥武, 所向率服。一二丑类, 莫不俘获诛歼, 藁街悬首, 以宣示国威, 俾震慑之。余又悯其顽愚, 宥其胁从。盖杀伐既张, 与之更始, 而黄螂土司国宝, 遂以其地内附。余因夷性归化, 相度形势, 见黄螂一隅, 实为黔越咽喉, 戎泸藩卫, 乃扼守险隘, 筑哨堡, 建城池, 设戍部。历历善后, 俱有成画, 并以奏闻。又伏思关圣帝君庙祀遍万国, 精灵弥六合, 义勇盖三分, 我朝神圣相继, 威武张大, 湛恩汪濊, 声教所讫, 无远弗届。是帝君之威灵, 朝廷之德化, 兼荒并包, 齐观等量, 爰崇其庙貌, 昭其祀事, 礼制之隆, 侔于东鲁。每月之朔望, 营卫得于此宣讲圣谕, 夷氓拱听, 以成一道同风之盛, 且冀神之默存感应, 与国家怀柔绥服之意, 胥为表里。其荷神之休, 曷有既与?庙, 创始于月日, 告竣于月日, 屋成若干。楹垣周若干尺, 轮奂既新, 堂皇既饬, 室宇有严, 廊庑有秩, 汉夷具瞻, 罔不祇肃。遂额曰关帝之庙, 且叙次颠末, 勒石垂远。他如工力财用之数、供亿董事之人, 则纪于碑之阴云。”

有着良好的儒家修养的黄廷桂, 修建关庙, 一为答神并祈求神灵的保佑;二为以关帝的忠义精神教化所在地的百姓。这则碑文不仅仅是一次战功的记录, 还有用关帝的忠义精神整合军心和民心之意。螳螂所处虽然偏僻, 但是, 其“每月之朔望, 营卫得于此宣讲圣谕, 夷氓拱听, 以成一道同风之盛”, 各个族群在一起听圣谕, 形成了一道边疆的风景, 也强化了关帝信仰在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

以强势、富有效率的政府组织为传播系统的造神运动, 使得关帝和其他一些神灵在西南民族地区, 无论是推进的速度还是祭祀的规模, 都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有这样一些能干的县令, 他们有着深厚的儒家修养, 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政治理想。他们来到西南地区后, 都非常重视移风易俗, 尤其注重从语言、服饰、教育等方面, 全面引入中原文化。四川石泉知县姜炳章曾写了一首《白草歌》:“咿嘤杂嘈难为听, 唤译译来为予说。东邻父丧焚父骨, 西邻杀牛疗痼疾, 南邻持筹儿为奴, 北邻负债女离室。愿将花雨洗蛮风, 忍将吾民千三尺。纷纷父老皆点头, 赭汗津津额头流。纷纷父老皆点头, 赭汗津津额头流。”歌词表达了他改变羌族地区的旧有文化的决心。他在此任职时, 将关帝庙改建于城西街之右, 一个较为繁荣的地点。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县令对关帝的忠义精神价值的推动不遗余力。《丰都县重修关帝庙前殿碑记》:“是役也, 欲使尔民知有忠义耳, 知忠义则知礼让、知孝弟, 风益淳, 俗益厚, 未必不因乎此。”昆明古昌祚认为, “盖忠义之气, 刚大奋发, 王纲赖以振, 民纪带赖以立, 世道赖以维持”, 同样强调关帝的忠义精神。

西南地区远离京城, 多年战乱, 其民风多信巫鬼, 又少数民族众多, 各有其信仰, 即使中央政府对关帝推崇有加, 但要想在西南地区推进, 难度是相当大的。西南地区财政窘迫, 通常难以支撑关帝庙的修建, 县令们往往带头募捐, 并号召乡绅捐款。郫县县令李馨与“学博董君、驻防邓君、督捕金君”这些军政同僚商议, 带头捐款重修郫县关帝庙。合江县关帝庙是“清乾隆二十二年, 知县叶体仁率同士民捐赀创建。嘉庆二年, 知县张金铭捐廉增修东西贤关。越十余年, 邑绅郑廷臣等得国学胡显祖慨然捐五百金为倡, 改新后殿, 道光中知县刘养锋率同士民重修, 光绪二十三年邑庠生洪启昌重装圣像并增修刀马亭及围墙”。丰都县的关帝庙前殿坍塌, 邑长何公“特捐清俸以之为倡, 众善亦为之助”。三台县富顺场的关帝庙, 由“荫轩彭明府”号召:“同结善缘, 共勷义举, 因鹾泉之旧地址, 建圣武之神功。”即使县令大力推动, 不惜捐俸等等, 有的地方的关帝庙也未必能够建立起来。如镇远县的会基关公馆在观音殿右侧, 县令邵公世培捐廉 (产) 建, 却没有竣工。合江县“山岳炳灵, 人文称盛”, 当地人都非常信奉文昌, 清朝定鼎后文庙很快就被兴修, 而祭祀关帝的武庙, 则还没有修建。合江县清初的关帝庙废祀, 究其原因, 叶认为“有明之季, 兵火焚掠, 盗寇充斥, 人民流离, 城邑为墟。我朝定鼎以来, 招抚流遗, 还定安集, 而逼近蛮苗, 诸凡阙略, 莅斯土者, 以服官为寄寓, 听其圯而不治, 以致凋残, 不能复振, 亦司牧之过也。”在叶体仁的推动下, 乾隆二十二年, 合江县修成了关帝庙。

在一些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 县令们也有很多折中的办法来推动关帝庙的祭祀:或是与当地已有的神共祀, 或是将旧有的神庙改造, 去除本地神像, 换上文昌与关帝神像。如营山县的县令毛鸣岐力排重议:“余议以宣忠庙、王公祠故址合建一祠, 正殿祀关帝, 后殿祀宣忠、王公, 并附同王公殉难典史邓俊、医官马仁、义民张添寿于侧, 俾忠义之魂有所凭依, 无择地之劳, 无重建之扰, 所云一举而三善备焉者, 非耶?”三公同祭祀, 而以关帝为主, 既尊重了当地的民风民俗, 又顺应了朝廷的要求。马家场的“县南七十里有马市, 旧有荒祠, 名玉皇观。盖昔土人所为也, 名不正矣。塑像累累, 无名可指者冗甚”。马家场此庙的塑像, 可见当地信仰之复杂。于是当地的孝廉谭济安, “洞鉴其失, 皇皇欲正之而未有间也。”谭济安显然是当地的地方精英人物, 在传播关帝信仰和一方移风易俗的过程中, 这样的儒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光绪癸未, 倡募改修, 即旧址之下, 鸠工度材, 规模宏阔。槟诸无名之像, 特祀文昌、武圣, 正其名曰文武庙, 遵王章也。”由于西南地区窘迫的地方财政, 在这里关帝与多神合庙共祀的情景比比皆是, 不如其他经济文化发达地区那么规模宏大, 独享祭祀。

明清时期中国的国际贸易非常发达, 西南地区处于南丝绸之路的重要位置。全国各地商人汇集云南, 各地会馆林立, 称禹王宫、万寿宫、川主庙、天后宫等, 而山西或山陕会馆则称“关帝庙”。

商人们, 特别是晋商, 修建关帝庙, 一为联络桑梓之情, 一为景仰关帝的忠义。他们以关帝的忠义精神立身立业, “矧夫忠烈, 义耿舟宵者耶!客斯土者, 摩挲遐慕。”康熙年间, 云南铜矿、锡矿、铅矿等矿产的开发, 使全国各地的商人辗转于此。如会泽为各铜厂铜矿转运京师的转运站, 在康熙、乾隆年间, 修建了许多会馆, 有湖广会馆、贵州会馆、江南会馆等。乾隆十九年 (1754) 陕西籍商人“卜地于城之西北隅, 中为正殿, 殿三楹前十亏许为面楼”。江南会馆的前殿为“关帝殿”。个旧盛产银锡矿, 顺治年间西关外建陕西会馆, 其“关圣宫”位于鸡街, 与江西会馆比邻。弥渡县陕西会馆, 由光绪二十年 (1887) 西秦邑人黄玉书同弥绅创建。

明清时期, 西南各地民间有“武圣会”、“关帝会”的组织, 并不见正史记载, 笔者检阅巴县档案时, 多次读到。遂整理相关文献, 将这一当时活跃于西南各地的民间组织的情况进行描述。

武圣会与关帝会是由当地的乡绅名流、监生、武生等组织起来的商业性的民间组织。通常号召民众捐款, 买田置地, 修筑关帝庙, 兴办关帝庙会, 组织各种祭祀活动, 甚至还担负着维护一方秩序, 解决一方纠纷的功能。

在资金来源上, 多是靠募集。如仁里甲的关帝庙“祖辈捐银兴成武圣会”, 杨柳坊关帝庙“民等祖辈兴设武圣会祭置买田谷以作祀费”。关圣会募集的资金主要用于关帝庙的经营管理。通常会把募集的资金用于置买田地, 从中收取租金或实物, 以供各种需要。如仁里十甲的武圣会年收租谷30石, 以管祀典。如杨柳坊民萧扶元急需要银两, 将田地押给文武庙会, 文武庙会放贷375两给他。然后将田地出租, 收取租谷, 用于祭祀。

武圣会的功能是会聚乡里, 以神设教。如仁里十甲的武圣会章程所示:

一议:会事之坏, 每由经理不善, 自古及今, 大抵皆然。此会自今伊始, 首事必由远近绅粮及会众公举老成公正、谙练不阿四人承当, 以两年为一轮。清轮流答, 毋得贪管不交, 致有亏吞侵蚀之患。

一议:养生送死, 生人之大事, 风化所攸关。如在会之人, 有父母高飞鹤驾, 死无棺椁衾衣, 双袖龙钟, 生亦饥寒羸瘠, 该首事留心访查, 果属无力送养而非冒为困苦者, 然后酌量帮给, 使存殁均沾, 庶可体老安少怀之意。

一议:夫妇为人伦之始, 闺阁实治化之源。如在会之人, 有男当婚而无力婚, 慨桃夭之空咏, 女当嫁而无力嫁, 更梅标之堪虞, 该首事访查的确, 酌量帮给, 使男女以正, 婚姻以时, 庶可成女嫁男婚之美。

一议:人生斯世, 似续曾勤子孙之计, 而子孙敢忘似续之恩!念水源木本, 报荐宜伸, 感春露秋霜, 悲思曷已?如此会创始之前辈皆已物故。每年会期, 该首事前三日斋戒沐浴, 来庙凭灵报荐, 致祭寄赙, 普伸超报, 庶不负慎终追远之训。

一议:化民成俗, 莫善于礼, 易俗移风, 讵过乎乐?礼乐雍雍, 未必不自诗书中得来。正如在会之人有子弟本有可造, 而父兄苦于无力送读者, 该首事酌量帮给, 以资诵读, 庶可继为国储才、属民读法之盛概。

一议:在会之人, 良莠本自不齐, 贫富亦皆互异。年收公租与所余积银钱, 概归首事放收, 而银两捐助、造桥修路等项, 必由会众公议, 首事不得仍蹈前, 亲匿私情, 敢行擅专, 以致会众舆论波靡, 酿成口角。惟公租务过五月会期, 方许出售, 毋得仍效彭登伦旧辙, 运回自食耗费, 庶可以济境内新旧之不继。

一议:王道不外乎人情。人情者, 有无相通, 缓急相济, 所以王化亦自家而国, 由近及远, 原未尝舍本逐末也。如在会贫民倘遇凶年, 该首事取公租, 计其人口, 按数拝给, 红颜不悲破镜, 白发可免凭棺。再有余赀, 然后输及他境, 虽未宏民胞物与之量, 庶亦可小补告糴赈饥之善政。

一议:此会公本虽富, 而祠宇未葺。自此以后, 该首事相其基址, 将公项余积或募化绅粮建立武圣宫, 使春秋祭奠, 士民得所瞻仰。更就庙取公租若干, 请示设立义学, 延端人正士课读, 贫民子弟来学者概不出备束修, 以培植人材, 转移风气, 又必倩老成看司司其焚献, 毋得袭彭登伦故习, 指修不修, 支吾掩吞, 以酿雀鼠之争端。

这十议, 皆关乎民生问题, 促进了社会慈善, 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 皆是儒家济世思想的践行。

  • 结语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明清以来, 通过基层县令、军事首领、商业会所等形式, 关帝信仰传播到除汉族以外的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 乃至南方丝绸之路更广大的领域, 在文化、信仰融合过程中, 关帝忠义精神也成为这一区域各族群宗教生活、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这促使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形成, 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稳定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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