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历史性的发展成就与创新发展的新呼唤——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总结和思考

（作者：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新中国伦理学是近代以来伦理文化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性和建设性的伦理学研究类型，亦是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在当代中国的集中体现和价值辉耀。全面总结70年来中国伦理学研究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认识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新期待，对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使其更好地服务于新时代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历史地位

 新中国伦理学70年，上接近代以来中国伦理文化和5000年伦理文明发展史的传统，同时又深扣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道德生活实际，有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伦理文明的上下求索和创造性发展，开辟了古老的东方伦理文明新的发展通途，建构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当我们将新中国伦理学70年发展同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史和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发展史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予以整体观照和理性审视时，即能从历史的连接和前后相续中发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伦理传承机理和伦理创化新质，不唯增强伦理精神的自觉、伦理学研究的自信和新型伦理文明建设的自强意识，更能在不忘初心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创造出与风云际会的新时代相适应且能引领新时代更好地发展前行的伦理学学科。

（一）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发展历程新中国伦理学70年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强起来”的发展进程基本同步，彰显着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时代伦理意识和民族伦理精神以及与之相关的精神文明或道德文明建设成果，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的系统确立，亦有着在更大规模、更新层次和更高水平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伦理思想的双重发展，极大地丰富并推动着人类伦理思想的当代发展与繁荣。70年的新中国伦理学大体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发展阶段。前30年为后40年奠定发展的基础，后40年则在前30年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的发展。整体而言，前30年主要是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主导和主体地位，凸显道德理想主义以及道德阶级性方面的内容。后40年主要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道德，突出道德现实主义以及道德共同性方面的内容。相比较而言，前30年的伦理学因其当时独特的国内外环境充满着特有的曲折和探索，其教训在于受苏联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伦理学的意味的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初院系调整和学科整顿中将伦理学视为一门伪科学予以取缔，只允许对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开展一些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研究，而在共产主义道德观和人生观的研究中还存在着将其与历史上各种道德观和人生观截然对立开来的倾向。20世纪50年代中期，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罗国杰等人为恢复伦理学学科和研究而努力，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推出了一批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伦理道德问题和现象的理论成果，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周辅成的《希腊伦理思想的来源和发展线索》及其编辑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学术界围绕人道主义和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不久被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所浇灭了。“文革”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文化遭受深重灾难的时期，伦理学研究处于全面停顿或严重抛荒的时期。除了“文革”后期评法批儒有少量可作史料考察的文章，基本谈不上有什么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就此而论，前30年的伦理学研究是断断续续、不连贯的，取得的成果有限，而在有限的一些成果中还存在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阶级斗争扩大化、使集体主义蒙羞的现象，教训十分深刻。相比较前30年伦理学发展的坎坷状况，改革开放40年则是我国伦理学创新补白、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几代伦理学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将伦理学研究同党和国家的伟大事业有机地联系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始了动心忍性、上下求索的伦理学学术创业历程，不仅恢复了伦理学学科，组建了中国伦理学会（其下有十余个专业委员会），先后有数十所高等学校获批了伦理学硕士和博士点，有两个伦理学基地获批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创办了多份全国性的学术期刊（如《道德与文明》《伦理学研究》和《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承担了国家30余个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或委托项目，先后主办、承办或协办全国公民道德论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百场论坛以及各种高峰论坛百余场次，而且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科体系，创设了比较完整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和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同时开始了追赶世界伦理学前沿的应用伦理学研究。总结改革开放40年的伦理学研究成果，可以用恢复、初创和全面发展来加以定性或概括，同时也是对中国后发赶超、历史性崛起的民族伦理精神的求索与建构，是对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治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创造性探索。伦理学学科已经从哲学的二级学科发展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显学，不仅在哲学学科中成为发展最快、影响力最大的二级学科，而且对当代中国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新闻传播乃至科学技术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过去那种忽视伦理学、视伦理学可有可无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改革开放40年来，广大伦理学工作者坚持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扎根传统而又面向未来的治学原则，在新的时代将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无论是在学术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学术交流还是在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新型智库建设方面都取得了一批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优秀成果，成为陶铸中国精神、涵融中国品质、塑造中国形象的支撑性要素。也许可以说，前30年中国伦理学研究的困顿和曲折发展为后40年的创发性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基础，但更时时提醒那些希望伦理学获得持久发展的人们必须珍惜改革开放之时代为伦理学发展创造的种种条件。“道德哲学在开放之时代尤要。”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和创新实践，不仅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也为伦理学新生和持续发展创造了至为难得的历史性条件，提供了诸多值得研究的新型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还以前所未有的对伦理学研究成果的呼唤激励并敦勉着伦理学人的使命意识和学术创新品质。这也是改革开放之时代伦理学之所以能够获得创造性发展和快速崛起的内在因由。（二）新中国伦理学70年对近代以来伦理文化的创造性发展新中国伦理学70年是对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品质、精神和境界的极大提升，有着对近代以来中华伦理文化的深刻总结、价值锻铸和灵魂再造之历史功能。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伦理文化在古今中西之争中得以萌生和孕育，是反思传统伦理、学习西方伦理以及开展铸造新的国民性，建构新的伦理文化的过程。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立足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需要开始了新伦理文化建设的尝试，维新派的伦理思想脱胎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并受到西方近代伦理思想的哺育，主张以西方近代伦理思想来改造或重建中国伦理思想。维新派开启的建设新伦理的尝试，在辛亥革命时期得到了许多思想家、教育家和革命家的认同和重视，特别是在废科举、兴学堂的教育实践中，适应新式学堂分门别类教育的需要，创设专门化、系统性的伦理学科被提上日程，刘师培、蔡元培、杨昌济、谢无量（笔名谢蒙）等在此方面做出了艰辛的努力。1906年刘师培编著的《伦理教科书》共36课，在对传统伦理思想予以总结的同时运用西方伦理学理论予以阐释，初步建构了一个以培养学生品德为主兼及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和道德实践的教材体系，开启了系统讲授伦理学的先河。蔡元培先后编著了《中学修身教科书》《中国伦理学史》，并翻译了德国伦理学家包尔生《伦理学体系》的第二编“原理”，取名为《伦理学原理》，不仅使中国伦理学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且建构了一个修身学的教材体系，其中涉及良心论、理想论、本务论、品德论等诸多伦理学理论问题，开启了“思想品德”和“思想道德修养”学科的先河。杨昌济1902年赴日本学习教育学，后又专门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习伦理学，回国后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授伦理学和修身课，后来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先后翻译了日本吉田静致的《西洋伦理学史》、德国利普斯的《伦理学之根本问题》等书，撰写了《各种伦理主义之略述与概评》等论文，对近代西方诸种伦理思潮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阐释和比较精当的分析评价。谢无量1914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伦理学精义》，1916年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他们的著作和发表的若干学术论文，成为体系化、学科化的中国伦理学的标志。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并发展起了以马克思主义、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西化派为代表的三大伦理思潮，三大伦理思潮围绕中国如何走出中世纪、走向近现代以及如何建构伦理学思想体系进行了长期的辩难与论争。整体上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求索和不懈奋斗，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革命根据地以及党和人民的伟大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为建设独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奠定了道义和精神的基础。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及中国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的有机结合，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上一种新的提升和理论创造，而且使中国伦理文化发生了根本性的革命变革，架起了由传统伦理文化向现代化的伦理文化转型和提升的桥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苦难奋斗”的光辉历程，在伦理文化的层面上是致力于建构走向近现代的伦理思想体系，以造就新的理想人格和国民精神，推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伦理文化的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无数志士仁人的伟大梦想，是支撑中华民族跨过历史的激流险滩，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动力源泉。近代以来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民族复兴的旗帜下致力寻求民族伦理文化伟大复兴的机理、路径、框架和体系，诞生了一批将个人生命与国家民族命运有机关联起来的阐幽探微、极深研几之作，其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着眼未来的视镜融合凸显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伦理精神自觉，以及创业垂统建纲立极的重建新道统的伦理品质。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研究以建构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伦理学理论体系为目标追求，整体上将之前100多年苦难奋斗的精神推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使民族伟大复兴和伦理文化伟大复兴的时代旋律更加清晰、响亮和聚焦。如果说之前100多年的伦理学基本上是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条件下运演和展开，那么新中国伦理学70年则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条件下演绎和演奏。与此相关，之前100多年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是中国革命文化和革命道德，新中国伦理学70年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则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设道德。这一破一立的辩证统一构成中国伦理文化革故鼎新的时代篇章，抒写着“旧邦新命”的伦理文化史诗。设若没有新中国伦理学70年的创造性发展，那么近现代伦理文化就会缺乏应有的高度和建设之维，民族复兴和民族伦理文化伟大复兴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效推进并呈现光明的发展前景。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伦理学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的宏阔视野在中华大地上演绎出了一幕幕伦理文明的活剧，极大地改变了伦理学贫困落后的面貌，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开拓创新、自立自强的品质注入了一种新的动能，“化理论为德性”“变哲思为行为”的实践理性正以前所未有的机理作用于民族素质的再造，从而使“中国品质”“中国精神”“中国德性”“中国价值”“中国风范”获得了知识、智慧、文明的意义支撑和思想支持。（三）新中国伦理学70年对5000年伦理文明的传承与推扩新中国伦理学70年是中国伦理学研究取得辉煌成就的70年。7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沧海一粟，但就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完全可以载入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史的辉煌篇章，与春秋战国、两汉、两宋、明清之际和五四时期一样光耀史册。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华民族伦理思想的萌生孕育时期，两汉是传统主流伦理价值观的确立时期，两宋是传统伦理思想的体系化和成熟时期，明清之际是对传统伦理思想的批判总结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批判旧伦理、提倡新伦理的启蒙时期，那么新中国伦理学70年则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重大时期，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取得重大成果、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到系统阐发和全面确立的时期，是伦理学学科全面恢复、发展和走向繁荣的关键时期。5000年悠久而深厚的伦理文明只是到近代才产生了真正学科化、体系化的伦理之学，只是到新中国才真正建构起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学科。整体上看，对伦理文明的总结、整理和弘扬在春秋战国时代即已开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整理、删修和编定了“六经”，荀子、庄子则对此前和当时的伦理思想做了自己的总结，司马谈著有《论六家之要指》，对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六个重要学派的要旨、特点和学术上的优缺点做了比较全面的概括与论述。此后，学术史的总结与传承一直在进行。但是，近代以前的中国学术史总结整体上是按照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径开展的，现代意义上分门别类的研究严重缺失，这不仅妨碍了悠久伦理文明史的开掘，也使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面临着许多特别的困难。蔡元培意识到，一方面中华伦理文明“悉以伦理为范围”，“则伦理学宜若为我国唯一发达之学术矣”，另一方面又由于“范围太广，而我国伦理学者之著述，多杂糅他科学说”，“欲得一纯粹伦理学之著作，殆不可得”。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学课之隙”做着“不自量”的工作，从散见而繁杂的史料典籍中收集资料，理出头绪，撰写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本专门而系统的伦理学史著作———《中国伦理学史》，使中华5000年伦理文明的内在机理和发展线索第一次展现于国人面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于批判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需要，对待传统伦理文化采取了自我否定的方式，甚至将传统伦理文化视为近代落后的根源，与封建主义和宗法家族主义画等号，疑古主义、西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不断扩展蔓延。“文化大革命”时期大肆批判传统文化和儒家伦理，人为地割裂社会主义道德与5000年文明的内在联系，造成伦理文化的严重破坏。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伦理学科的恢复，伦理学人开始意识到不加分析地批判无助于伦理文明的建设，创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要求廓清疑古主义、西化主义、民族虚无主义的影响，开掘5000年伦理文明的源头活水，以与社会主义伦理文明相衔接。面对历史上伦理思想与他科思想杂糅的状况，改革开放以来的伦理学人开始了试图建构“纯粹伦理学”的努力开始了对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的系统总结、发掘整理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工作。广大伦理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对5000年伦理文明史予以系统的总结，相继推出多部《中国伦理思想史》《中华民族道德生活史》《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中国德育思想史》，正在撰写或即将出版的有《中国经济伦理思想通史》《中国政治伦理思想通史》《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史》，并推出了数百部伦理思想断代史、人物史、专门史、范畴史著作，使过去一度被忽视、被遮蔽、被误判的伦理思想及其史料受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5000年伦理文明史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得以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使其精神基因与社会主义先进伦理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文明相协调。设若没有新中国伦理学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研究的掘井汲泉和“为往圣继绝学”的努力，又怎么能够使5000年伦理文明的活水流到当代，又怎么能够呈现一个古老文明伟大复兴的伦理愿景呢？！由此不能不深刻感受到新中国伦理学70年研究应有的盛世华章及其独特贡献，这种历史地位随着时代的发展会更加彰显而毫无争议的光耀史册。

二、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

 新中国伦理学70年在近现代中国伦理文化抑或是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史的发展谱系中都占有着极其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历史地位。为什么新中国伦理学研究能够取得无愧于近代以来中国伦理文化和5000年中华伦理文明发展史的巨大成就？除了新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时代给予伦理学创造的条件之外，就伦理学研究自身来说，其形成了一些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正是这些基本特征和基本经验，使得中国伦理学研究能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中开拓创新，能够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和面向未来中作理性的运思和智慧的探求，从而很好地发挥了伦理学引领时代和社会进步、改造国民性和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以及服务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功能和作用。

（一）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的同时致力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新中国伦理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本质上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辩证结合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设中国伦理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和应用伦理学学科，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本原理和立场并创造性地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具体道德生活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的伦理文化相结合的努力。新中国伦理学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发展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有着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第一大杰出理论成果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创造性继承和发展，谱写出了一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和中国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史诗，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局面和中国伦理思想发展的新境界。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观点和方法是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在需要，结合变化了的时代和社会道德生活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它的与时俱进和随道德生活的变化而发展。任何把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教条化、凝固化的倾向和做法都是有害无益的，它只会扼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不会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能够较好地解决坚持马克思伦理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关系，实现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基础上的发展和在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同时的坚持，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当代中国伦理学要想取得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进步，就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反对对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教条主义态度，又要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错误倾向，做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解决具体的道德生活问题，不因纷繁复杂的道德生活实际而失去应有的方向，同时又在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新的观点和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宝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不断取得新成果，开创新局面，进入新境界，为中华伦理文明的伟大复兴、为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二）在高扬伦理学研究科学性的同时凸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性新中国伦理学坚持以唯物史观和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解剖道德现象，注重揭示道德生活发展规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规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明建设规律，凸显了伦理学之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人类的道德生活是事实和价值、感性和理性的矛盾统一。人类道德生活有其自身形成、发展和演变的内在机理和规律，如何在纷繁复杂的道德现象和伦理文化情境中揭示道德生活的发展规律始终是伦理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诚然，力图使伦理学变成一门科学的元伦理学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和挑战，但是我们不能就此得出伦理学不需要客观理性的科学研究的结论。人类的道德生活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建构机理以及运行路径，改革开放时代的伦理学研究超越一般准则性研究的可取之处在于它总是能从学理上深究其“所以然”和“所当然”，将事实上是什么与为什么和应当是什么有机地贯通起来，试图破解其中深含的规律和道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伦理学是在为人民服务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中展现自己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立场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真正地把目光投向人民，并以为人民谋利益为根本价值目标，因而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是真正实现了化理论为德性的伦理学说。人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主体，是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真正拥护者。人民是伟大时代道德生活的源头活水，伦理学的研究一旦离开人民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和无魂的躯壳。使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成为优秀或杰出的作品的唯一标准就是能够反映人民的心声，始终保持对人民需要的尊重意识，以及对人民命运的高度关心。伦理学的根蒂在人民，活力在人民，发展希望还是在人民。只有自觉地站在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的立场上，始终心系人民、以人民为中心，才能不断促进伦理学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三）在注重伦理文化遗产批判继承的同时致力于伦理文化的超越创新新中国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在于对古今中外的伦理文化遗产采取了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并以此走出了近代以来古今中西之争的陷阱或沼泽地，进入一个古今汇通、中西兼采的开明、包容的理论原野。伦理文化观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和保守主义，甚或全盘西化和国粹主义，事实证明是极端有害和危险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伦理学研究，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批判继承、超越创新的原则与方法，对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伦理文化遗产问题的争论展开了历史性的反思，开始把传统伦理文化同封建主义道德区分开来，把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同资本主义道德区分开来，承认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也有值得批判继承的地方，从而不仅使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进入一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研究过程，而且也为伦理学基础理论和应用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不少理论营养和启示，使伦理学告别“无端的争论”而奔走在重视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大道上。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否定传统伦理文化或否定外国伦理文化，抑或是片面地醉心于传统伦理文化和外国伦理文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继承的态度，都只会导致对人类伦理文明的摧折或破坏。新时代的伦理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批判继承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大胆借鉴外国伦理文化包括西方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正确处理伦理文化建设上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真正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的新型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四）在不断深化伦理学理论研究的同时特别重视伦理学的实践研究新中国伦理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历史性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既注重理论创新，更注重面向火热的道德生活实践和从实践中汲取理论营养，并通过总结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理论，同时又将理论创新应用到实践中去加以检测、加以鉴别，使理论指导实践和实践丰富理论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改革开放时代是一个呼唤伦理学理论创新并且产生了伦理学理论创新的伟大时代，改革开放时代的伦理学本质上是一个注重实践并使实践成为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实践伦理学。道德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理性，这也就决定了伦理学必定既是一门特殊的理论科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作为一门特殊的理论科学，伦理学有着哲学学科求真理、爱智慧的理论品格，因此它不能停留在简单的道德事实的记录和单纯的道德事实的描述上，而是要深入道德现象内部去揭示其本质和发生发展的规律，揭示社会为什么要有道德和怎样有道德，要从道德的“当然之则”去揭示其“必然之理”。就此而论，伦理学应当也必须具有探赜索隐、阐幽探微和极深研几的注重理论研究的功能和特征，这是伦理学之所以是一门学问和“重道”的内在因由。与此同时，伦理学又是一门特殊的实践科学，是关于实践理性的学问。伦理学的社会使命就是要根据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要求来陶冶人的品性，改变人的气质，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造就理想人格。伦理学的实践品性要求“化理论为德性，变哲思为人品”。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与伦理学的发展息息相关，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时代大潮及其制度文明建设成果催生了伦理学并为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基础，伦理学的新生和发展又反过来为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神文明和道德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支持和道义支撑。道德哲学为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增色添彩并构成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要求，伦理学界深度研究关涉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回应社会和时代的道德呼唤，在走向主流、引领潮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老中青三代伦理学工作者怀着对国家民族的深厚感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高度关心，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的学术抱负，深入道德生活的实际，总结概括当代道德生活的特点和规律，向历史扎根，向未来探求，并把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世界，一方面积极引进、吸收当今世界先进的伦理文化成果，使世界伦理文化走进中国，另一方面又主动大胆地向世界传播中国伦理文化的成果，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表达中国伦理学界的声音，使中国伦理文化走向世界。

三、未竟的使命和中国伦理学的新发展

 新中国伦理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差距和不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等情况，在伦理学研究领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应该说，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为伦理学的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历史已经进入一个不重视伦理学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就不能更好地前进的伟大时代，社会的伦理道德问题纷至沓来，民族的伦理文化传统亟待传承和重构，国家和人民对伦理学理论的呼唤和期盼迫切而强烈，前所未有的道德生活变迁及其精神文明建设的浪潮要求伦理学理论与时俱进，凡此种种，都进一步凸显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的重大意义。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是一项宏大而切近的事业，它要求我们在新中国伦理学70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理论指导，进一步深化问题意识并自觉地以问题为导向，进一步坚定以人民为中心的伦理信念和价值追求，立足本国而又放眼世界，立足传统而又面向未来，在汇通古今中外伦理文化成果的同时做出辩证性的创造和综合性的发展，推出一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而又能够理论圆融自洽且富有未来引领价值的经典名作，锻铸旨在为民族复兴率天载义的精神风骨，为促进人类伦理学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1.培育并陶冶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体系的心理和精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以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创造历史的新纪元，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核心和灵魂。没有高度的道德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就无法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和传播传承体系。建构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是时代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伦理学人作为“士”“不可以不弘毅”的道义责任。中华民族具有伟大的民族伦理精神和伦理文化自信，才能建构光耀史册的伦理文明传统并使这种传统不断地革故鼎新、继往开来，才能真正形成“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小德川流，大德敦化”的道德文化胸怀和气度，才能有在数千年历史上屈辱时从不屈服、落后时奋起直追、前进时敢于担当、辉煌时开放包容的伦理品质和精神禀赋。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伦理学需要我们有高度的伦理文化自信和伦理精神自信，并依靠这种自信荟萃古今中外伦理文化的优秀成果，全面总结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在面向世界的同时面向未来做出前瞻性的预测和发展战略的研究，建设大气、大度、大善、大美而又能够与时俱进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造福于世界伦理文化发展的伟大事业。

2.强化对中国品质、中国精神和中国道德的整体性研究，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理论支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科技强国”“网络强国”“贸易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内在地呼唤“品质强国”“精神强国”，伦理学在凝聚人心、达成共识和建构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方面，有着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中国品质、中国精神和中国道德既源远流长又博大精深，既广大高明又精湛幽玄，助推和支撑中华民族跨过了无数的沟沟坎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变乱为治。诚如梁启超在《中国道德之大原》中所指出的，“以吾所见之中国，则实有坚强美善之国性，而今日正有待于发扬淬厉者也”。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国精神渊源于5000年悠久厚重的中华伦理文化，经近代救亡图存刺激与逆境中上下求索而获得不断新生的潜质和能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借助自我更新、强本固基、博采广纳使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不断呈现于世界舞台，获得了一种日趋成型又不断开放、内核稳定又善于创新的精神魅力和精神特质。中国精神是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精神品质及其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的精神源泉和动力引擎，是中国崛起和实现“中国梦”的托和精神支撑，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和强国之魄。中国品质或中国美德既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又在一定意义上内化、具化和活化着中国精神，成为塑造中国精神、锻铸中国风骨和彰显中国气象的德性支撑和价值支柱。“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也受到国际社会推崇和称赞。”中国道德集中国传统美德、中国革命道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道德于一体，是中国精神、中国品质以及中国气象、中国风骨等的综合体现。如何在新的时代从整体上打造中国道德的精神大厦，以更好地陶铸中国精神，培育中国品质，彰显中国风骨，涵容中国气象，是建设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原点和价值支点，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3.深度研究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产生的重大伦理道德问题，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内在要求。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和经历着历史上空前的革命变革和实践创新，与之相适应，也产生了一系列有待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的伦理道德问题。如何回应时代和社会所面临的种种伦理挑战，深度研究并从时代伦理道德问题中总结出新成果，提出新观点，创立新范畴，进而形成新理论，是时代和社会对伦理学人的殷切期待。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提高了，对民族、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要求更高了，对幸福内涵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而多元。伦理学如何顺应时代和社会要求，深度研究好生活的品质内涵、好社会的建设路径、好公民的伦理要义、好文明的道德精髓，既是建构中国特色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之必须，又具有引领时代潮流、服务人民大众和为文明担纲、为国家立言等的重大意义。作为一门致力于研究应当、美好和至善的人文价值学科，伦理学理应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面向未来，在扎根本土的同时面向世界，以服务现实、服务人民、服务社会和服务文明的优秀成果赢得时代、社会和人民的认同和尊重。这也是伦理学应有的使命和职责。如何为实现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服务，如何使美好生活真正成为真善美圣诸价值共同发展的有品质内涵的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伦理学工作者深入思考，做出有前瞻性和引领性的理论探讨。

4.重视应用伦理学研究并提升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层次和水平，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的突破口。21世纪是应用伦理学的世纪。无数新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和现象，诸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宇宙开发伦理等，都要求我们去认识、去把握。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网络信息、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的发展，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伦理道德问题如潮水般涌现，迫切需要予以伦理学的审视、评价并做出前瞻性的预测，提出种种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或应对之策。中国的应用伦理学大体上与西方国家同时兴起，故对西方国家应用伦理学的借鉴与自身的探索同步推进，也完全可以在较为快速地借鉴西方成果的同时更深层次地挖掘传统伦理思想资源，直面当代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应用伦理问题，通过追踪前沿进而实现原始创新，取得超越西方应用伦理学研究水平的辉煌成就。通过发展应用伦理学去充实和提升理论伦理学，是伦理学在新世纪发展的必然要求。只要我们从心灵深处不断地强化使命意识和天职观念，坚持动心忍性的上下求索，就一定能够做出比我们的前人更有水平、更有建树的研究成果。

5.深度研究当代国际关系伦理和全球伦理，是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伦理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应有的国际视野和世界情怀。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在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很多。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在全球化面前踯躅不前；一些国家面临战乱、经济危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的严峻挑战，处于一种向下向弱的衰败态势；一些国家向上而没有向强，一些国家虽然也在千方百计谋取向上向强，但是未为，“大其心以体天下万物”，追索命运共同体的伦理精义，求解其伦理建构的路径与方略，并将其与新型国际关系伦理、全球伦理有机地联系起来，推动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建构公正平等的国际关系伦理和健康合理的全球伦理。回顾新中国伦理学70年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我们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的同时频添希望和信心，任重道远的意识亦在悄然攀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需要并离不开伦理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目标呼唤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艰辛岁月陶铸并日趋成熟起来的中国伦理学一定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最新成果为指导，推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各种伦理思潮的路径和方法，深入伟大时代和伟大民族的道德生活实际，将伦理学研究推向更高的研究水平，取得更有原创性和标志性的杰出理论成果，在促进中华民族伦理学不断发展的同时为人类伦理学宝库增添更多具有引领性和核心性的理论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