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华 姚文佳: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回顾与前瞻

(作者:李建华,长江学者、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姚文佳,湖北大学学报编辑)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德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伦理学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也暴露出值得学者们深思的问题。中国伦理学在改革开放中取得的主要成绩在于:在前苏联伦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关注伦理学基本问题、对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回应、应用伦理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个性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力。中国伦理学的重要问题在于伦理学基础性理论研究没有取得突破、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较少、伦理学体系陈旧,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不够,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发声不够。中国伦理学亟待完成的任务主要在于重写中国伦理学,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
  改革开放40年,我国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道德生活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伦理学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当然也暴露出值得学者们深思的问题。回顾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历程,我们既为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也在出现的问题中确立新的前进方向,担负新的学术任务。

 

一、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主要成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走过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第一,在前苏联伦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改革开放之前,伦理学一度遭受排斥和冷漠,中国伦理学体系迟迟未能建立。改革开放对于思想的解放给予伦理学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伦理学前辈们以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抓住了时代的机会,以前苏联伦理学为基础,构建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此体系的主要特征在于:一方面,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研究方法,以唯物主义批判视角历史梳理、评价传统伦理思想和国外伦理学成果,通过唯物主义标准继承、发扬我国传统伦理文化和国外伦理理论;另一方面,确立了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伦理理论框架,强调个人与集体的协调统一、强调人类道德的社会性,倡导个人要服从社会整体要求,个人在实现自我利益时优先考虑集体利益。以前苏联伦理学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体系构建无论对于伦理学科还是社会生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和积极作用。首先,这一体系标志着中国伦理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中国伦理学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为伦理学科的完善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这一体系保持了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本色,使中国伦理学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伦理学。这也让我们的伦理学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保持高度一致,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再次,这一体系所倡导的伦理原则和规范有效引导、规制了我们的道德生活。如何处理个人和集体、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生活的重要内容。西方个人主义伦理体系所宣扬的个人至上原则无法解决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张力。而我国所建立的伦理体系凸显了人的社会属性,看到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相辅相成的有机联系。“集体主义”伦理原则让我们既肯定了个人的重要性,又在个人与他人、社会发生矛盾时提供了明确的价值排序——当个人利益实现会对社会利益造成挑战和损害的时候,要求个人优先考虑社会利益,必要时做出退让和牺牲。这种伦理原则不但客观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内在诉求,有效处理了社会主体间的关系,而且促进营造了健康的道德风尚。
  第二,形成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改革开放,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我国的社会和道德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完全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环节。在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之中,产生了对于道德生活新的期待、新的需要。构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的道德规范体系也成为我国伦理学担负的时代责任。对此,中国伦理学面临的困难在于:其一,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的道德观念过分强调了社会利益的优先性,忽视了个人合理利益,如果我们不能正视个人权利、肯定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求,市场经济就缺乏伦理基础;其二,旧有的道德观念对于市场机制本身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将市场机制与资本主义之间划等号,将市场视为资本主义独有的经济方式,唯有改变对市场的成见,赋予市场以道德正当性,才能为市场培育提供空间;其三,在满足市场机制需求的同时要保持马克思主义道德生活的特质,要在道德体系中凸显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本质。中国伦理学者们对于建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的道德规范体系做出了长期的思考与实践。在此过程中,我们矫正了以往对市场的偏见,从社会需要和个人道德应得的角度论证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此为基础构建了道德规范体系。该规范体系随着市场的成熟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之中。
  第三,关注伦理学基础理论问题。改革开放的40年是中国走向世界的40年,也是中国伦理学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40年。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受制于当时的国内外环境,我国伦理学的交往和视野都具有很强的局限性,伴随改革开放的深入,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也开始深入该学科的核心领域。伦理学界不再从一元化的视角讨论伦理学的定义、概念,开始站在不同的视角对伦理学予以全面的考量,伦理学的定义也呈现出复杂性。伦理学者们对于道德的定义、道德的本质、伦理学基本问题、人生价值、人道主义与人的异化等问题的思考日益深入。
  第四,对现实问题作出理论回应。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现象和问题,这些问题需要理论的答案与引导。首先,改革开放之后,经济价值开始占据社会价值系统的中心位置。在商业文明的助推下,经济生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经济价值的推崇,经济价值似乎成为社会生活的尺度。于是,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对于人之价值的追问。最主要的问题是,人的价值是否可以凭借经济价值予以判断和衡量?伦理学界正视这一问题,对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念予以了充分批判,全面考察了道德、文化、生命等人生价值。其次,对于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一度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有的人认为市场经济对于道德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也有人认为市场经济促进了道德发展。伦理学界细致考察了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的关系,不但发掘了市场经济的原始善性,还系统论述了市场经济在肯定个人应得权利、推动公德培养方面的积极作用。再次,随着商业生活的发达和社会生活模式的调整,诚信问题日渐突出。一方面,我们的经济模式正向着信用经济发展,无论是市场契约还是信用消费,都已成为人们经济交往的基本方式。而且在市场交换之中就存在着诚信问题。诚信的缺失不但会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会提高经济交易成本、甚至导致契约体系的崩溃。另一方面,社会经历着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转型,诚信是联结人际关系的关键纽带。以往我们的诚信都基于血缘或者长期交往,而在人口急剧流动的陌生人社会中,诚信则主要依赖相互之间的契约。伦理学界针对这一问题追溯了诚信的中、西方思想渊源,阐释了现代社会的诚信诉求,广泛探讨了建立诚信机制和内化诚信精神、塑造诚信品质等系列问题。同时,伦理学界将视野投向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践行。文化多元是改革开放中显著的文化现象。经济全球化成为文化全球化的载体、加速了文化的传播和跨地域交往。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形成统一的价值认识、价值理想和价值标准,成为现代政治、文化生活的重大主题。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务之急,也是时代赋予伦理学界的使命。中国伦理学人勇挑重担,攻坚克难,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实践的丰富成果,很多优秀成果为党中央采纳、为各级政府借鉴。
  第五,应用伦理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我国社会处于全面转型期,为应用伦理学建设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我国丰厚的道德传统和伦理学界对于人类道德智慧的长期摸索、积累为应用伦理学培植了肥沃的土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生态文明的进步、医疗、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等综合体制改革内生了对应用伦理学的召唤。从行政伦理、职业伦理、生命伦理到教育伦理、社会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工程伦理,应用伦理学几乎涵盖了国家生活的各方各面,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新型社会关系、社会角色的出现而不断扩展、延伸。这些伦理学研究方向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并且日臻成熟和完善。由于我国经济技术在改革开放中取得重大突破,应用伦理学的国际化步伐也处于加速之中。当代信息技术的飞跃也让伦理学者能够及时接触国际前沿理论和观点,应用伦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开始与国际接轨,有的方面已跻身世界前列。
  第六,个性化研究产生了一定学术影响力。虽然整体而言,我国伦理学还处于学习阶段,但在一些领域已经形成自己特色,产生了学术影响力。在现代西方伦理学研究、西方德性思想研究等方面,伦理学界进行了较为完备的梳理、形成了体系化的著作。诸如《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作品准确把握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的脉络,完整呈现了现代西方伦理学的图景。同时,伦理学者立足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文化,在传统中发掘中国道德生活的特质。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我国的道德生活、传统文化日益受到关注,中国道德生活无疑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此方面研究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强。在伦理精神、道德心理学研究方面,中国伦理学在某种程度上开辟了自己的路径。西方此类研究更多集中在心理学领域,而且广泛使用近似自然科学的定量研究方法。我国伦理学界则从人性的角度对伦理精神和道德心理进行分析,让我们的伦理精神、道德心理学研究充满浓厚的人性色彩,等等。


二、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伦理学的不足


  显然,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伦理学蓬勃发展的40年,是传承优良道德传统、形成自身特色的40年,也是逐步融入国际语境的40年。但是,我们依然要看到中国伦理学的不足和亟待提升的空间。
  第一,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弱,有影响力的原创成果较少,伦理学体系有待更新。毋庸置疑,伦理学作为体系化的学科,源自古希腊传统,是在西方伦理话语中走向成熟的。所以,中国伦理学研究自起步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伦理理论。无论是道义论、功利论、美德伦理,我们的研究依然没有摆脱康德、洛克、亚里士多德等西方伦理学的基本学术框架。其一,我们的研究方法依然更多是舶来的,来源于西方各伦理流派的研究范式。当下,西方研究方式甚至成为我们的学术标准。当然,这其中包含学术研究的阶段必然性和合理性,但也反映出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缺乏手段的创新。其二,我们的研究方向也依然受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影响。无论是元伦理学还是应用伦理学,我们尚处于学术跟随者的行列。当然,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因为西方国家较早步入现代社会的大门,自然更早接触到现代性问题并对之进行回应。但也不能忽视,在改革开放40年中,我们在解答现代问题时缺乏原创性的观点,很少超越西方既有理论。其三,我们的研究内容主要还是依据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基础理论。而且很多伦理学成果就是以西方经典和现代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西方经典大师和现代著名学者的研究构成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方面。我们难以忽视的现实是,在追求学术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亟待提高伦理学的理论自信。是否参照、引用西方原版文献成为当下重要的学术评价依据。虽然我们尚处于学习阶段,需要借鉴西方理论体系和内容,但需要在理论引用中考虑中国特点,要站在国家、民族、社会特质的角度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突破。
  第二,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研究不够。我国有着数千年悠久的历史,中华传统文化构成人类文明的瑰宝。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未曾断裂的存在。道德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伦理在漫长历史中都成为我国社会建设的核心要素。我国传统国家治理基本都是围绕“仁政”展开的,在治理手段中主张“德主刑辅”,强调治理者的德性品质。伦理也是我国传统认识世界的基本要素,如张岱年先生所言:“中国传统哲学从一开始就面向‘人道’,把伦理道德作为哲学思考的重点。”[1] 序2因此,我国积淀了丰厚的伦理传统思想,这些思想即便在今天也散发着灿烂的光芒。遗憾的是,我国传统文化没有自觉完成现代转型。近代历史沉重地告诉我们,我们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脚步一定程度上是被残酷的外在力量所推动的。鸦片战争的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迈向现代的大门。我们是在抵御列强入侵、挽救民族危难的艰难历程中迈向现代。所以,我们的文化出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传统伦理思想也是如此。在此历程中,我们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也曾出现了对之否定的态度,一度将传统伦理视为束缚人性的洪水猛兽。这些都导致了对传统伦理思想的冷态和忽视。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又广泛接触西方文化并目睹了西方科技的先进,并且在长时间内在文化、技术层面呈现输入、学习的态势。而且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是现代性问题,我们更倾向于从西方相关理论中寻找答案,而忽略了从传统伦理思想中探寻线索。而今,我们已经站立在国际舞台的中央,建立文化自信是中国伦理学人应有的气度。面向传统伦理,实现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型更是中国伦理学不可推卸的历史重任。
  第三,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和发声不够。改革开放在伦理层面也引发了诸多问题。关键问题在于,道德生活在经济的压力下逐渐式微,在一段时间被边缘化。改革开放的原初目的在于解决较低的生产力与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力量薄弱、无论是国家综合国力还是人民的物质生活都处于低水平,发展经济自然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曾提出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口号。确立经济在国民生活中的中心地位无疑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过分关注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其中的重要问题就是人们对道德生活的冷漠。道德的力量似乎不断弱化。伦理学显然没有如经济学一样成为显学。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伦理学对社会的影响不会像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保持紧密关系的学科那般直接。伦理学遇到的另一挑战则是法治的发展。长久以来,总有人把德治错误地与人治划等号,这种对德治的偏见并不在少数。与此同时,法治的声音却日益高涨,法律逐渐成为社会最重要的规制手段。在解决社会矛盾、惩治社会不正当行为中,法律的确比道德具备更强的约束力,也更为明确。因为道德约束通常需要长时间的德性培育、感化,而且是一种软性力量。经济和法律地位的提高无疑是弱化伦理声音的客观原因。
  第四,伦理学界对于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改革所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未做好充分的准备。实际上,改革开放对伦理的诉求较以往更为迫切。其一,市场经济建设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市场在解放生产力、构建新型生产关系的同时产生了重新定位行业伦理规范、建设职业道德、以伦理引导交易行为等多层次的伦理需求。同时,如何兼顾社会的经济效率与公平正义也是伦理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恰如罗尔斯所言,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善[2] 1,社会制度的安排不但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更要确保正义的秩序。其二,从政治到行政的改革,我们的社会权力构架也在发生变化。政府从划桨到掌舵的转型、社会由注重效率到注重公平的转变、政府权力的合理限制与社会权力的增长,都提出了新的伦理课题。其三,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公共领域急速拓展,如何培育公共精神、培养公共道德成为维持社会健康有序发展的根本问题。从以私德为主要约束的社会到以公德为基本协调手段的社会伦理图式变革也对伦理学提出了新的挑战。开放的、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会构成以及社会对平等的诉求让建立在血亲关系之上、内涵差序等级的传统美德面临严峻困境,我们需要新的社会伦理秩序[3]。面对社会转型,伦理学界的社会参与还需要更加积极和主动的态度:一是伦理学有待开辟与政府、企业合作的渠道,让学术成果及时转化出社会效应;二是伦理学需要提高学术的前瞻性和预见性,而不能只是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被动回应;三是伦理学人要植根于社会生活,敢于担当社会责任,而不是仅阈于书斋中完成学术任务。应该说,党中央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建设,为伦理学融入社会生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伦理学界要敏锐发现时代课题,对接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在社会生活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以伦理智慧牵引社会前进的脚步。


三、新时代中国伦理学的特殊使命


  伦理学如何站在时代的潮头、履行自己的使命?目前,伦理学有待完成的任务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是如何“重写”中国伦理学。要重写中国伦理学,首先要重新找到伦理学构建的科学基础。要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就必须有精准的学术定位,而人的问题则是定位的标杆。要重写中国伦理学,就要从人本身来构筑坚实的基础。人本身的回归应该从三个维度展开。第一个维度是人是什么。厘清人是什么,我们才能明晰中国伦理学的必要性。对于“人”概念的辨析一直以来都是伦理学的核心任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4] 8,他更注重作为城邦成员的人之本质;康德将人视为理性的存在,从而论证人如何为自己立法并获得道德自由;马克思则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主张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人学立场,同时,我们传统文化对人性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我国学者肖忠群指出,我国传统对人的理解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社会关系性的人性本质理论”,传统文化讲求从人际关系中发现自我,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人的群居性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基本特征;第二个方面是“道德性的人性特质规定”,无论是孔子“仁者人也”的命题、孟子的“四端”说,亦或是荀子的性恶论,都是“采取德性主义的人性论形态”,由此区别于西方对人的叙事;第三个方面则是“人性善的乐观性信念”,先前智者们在论述“人”时都会涉及人的道德潜能,所谓“人人皆可为尧舜”,对人性持有乐观的预期[5]。对于人的诠释,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又要结合中华民族在此问题上的历史传统和视角的独特性,体现中国智慧、发出中国声音。
  第二个维度是人应该是什么。如果说人是什么表达了人的实然性,这一维度则展示了人的应然性,表现了人学的理想性。对此问题,我国传统伦理有着深刻的认识,以儒家为主导的传统伦理树立了“君子”人格作为人道德修为的终极目标。我们对于人应该是什么的理想一方面要从人性出发,顺应人性发展规律、尊重人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则要从社会出发,满足社会的伦理期待。就人性而言,我们要充分肯定人的道德可塑性,而道德的培育则是在民族和社会特有文化中所完成的。所以我们既要吸取关于人性的现代研究成果,对人性有客观、理性的认识,又要结合社会特质,从社会需要的角度对人性的可能性予以阐发。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期待有着独立人格和公共意识,关注他人、关心社会、有担当和奉献精神的道德人格。
  第三个维度则是人能成为什么。这一问题凸显了人的现实性。离开现实谈论人性不但无助于人的发展,而且会对社会生活产生负面影响。传统人治社会之所以最终被法治社会所取代,就是因为它对于人性判断脱离了实际。传统人治社会希望“圣君明主”的出现,认为如果当政者具备优良的道德素养和超于常人的能力,便可将社会治理得井井有条。与此谋划相适的则是对人性善的过分期待和理想主义想象。人治最大的痼疾在于片面追求人性好的一面,而对人性恶的一面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人治政治将所有权力都集于行政者一身,保证他的政治理想和善性可以毫无阻碍地施行。但这种理想化的人性预设却将社会置于高危风险之中。执政者的人格缺陷和能力缺失最终都会演变为社会危机,让社会为之付出高昂的代价。无论是性善论、性恶论还是无善无恶论,都告诉我们人性既存在善的潜能,也存在恶的可能,因此无论在人性培养和社会制度设计中都要兼顾人性的两面。现代认知科学、行为科学乃至医学的发展为伦理学在此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日臻丰富的路径。这些现代科学在一定程度上论证和揭示了人的道德可能性,而且为伦理学开辟了新的视野。我们对于人的伦理现实性研究不再完全依据人性假设,而可以从生理和社会的视角把握影响人们伦理判断、伦理行为的要素及其机理。立足于中国传统和社会特性,在把握当代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促使人们实现伦理可能性,是重写中国伦理学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如何建立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伦理学。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也是建立中国伦理学的三个维度。所谓中国特色,就是要凸显中国伦理文化、反映中国时代风貌、对接中国重大问题。如上文备述,伦理在我国传统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是我国长久以来最为倚重的社会调节方式。我国历史早期便开始对伦理现象予以观察。蔡元培指出,我国从唐虞三代开始便将实践道德纳入理想[6] 5。张岱年也认为,我国道德观念始于殷周时代,作为体系化的理论则由孔子提出[7] 4。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我国形成了独特的伦理思想体系,有着丰硕的伦理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是基于中华民族土壤所生长,对于解决我国出现的伦理问题有着特殊的指导意义。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我国的伦理除了理性的笃定,更有基于以家庭为单位的宗法体系之人情温暖。我国独有的伦理脉络对社会伦理生活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也让我们的伦理现象展示出独特的色彩。从我国既有伦理思想中吸取智慧,传承弘扬中国伦理思想,是彰显中国特色的必然选择。自改革开放开始,我国社会就进入了高度发展时期,也迎来了重大转型阶段。由于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民族特性,我们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中国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国家与社会都出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理论,也缺乏既有的答案,解答中国问题只能依靠中国智慧。只要我们回顾已有的伦理理论,便不难发现,众多理论都是在某一地区特有历史背景中形成的。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著作中无处不显现希腊城邦的身影,罗尔斯、诺奇克的理论也无不针对他们所处时代的美国问题。而且他们都难以脱离他们所受熏陶的伦理学历史体系,比如诺齐克在分析国家以及国家行为合理性时便借助了自然状态传统[8] 10~12。伦理学的中国特色要求我们必须具备时代的敏锐性,在对中国问题的探索中形成一家之言,在解答中国问题时构建兼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理论成果。
  所谓中国气派,核心在于获得与其他伦理话语平等的权力。改革开放40年是我国综合国力跨越式提升的40年,是中华民族崛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40年。国家的崛起不仅需要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支撑,同样需要思想、文化等软实力的强力支持。中国伦理作为国家软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要具备在国际领域平等对话的能力,与其他伦理思想一道牵引人类的道德生活。毋庸讳言,虽然我国有着漫长的道德生活历史和灿烂的道德文明,但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还是源自国外。我们长久以来都沿袭着国外的伦理学话语体系,这也让我们与国外、特别是西方的学术平等对话充满艰难。福柯将话语视为一种权力,这种权力本身具有排他的性质。一旦话语体系形成,那么掌握该话语体系的人就会强制进入该话语系统的人遵循其话语秩序——用他们所规定的符号和程序进行话语表达。福柯指出,在话语体系之中存在着排斥力量,这种力量隐藏在话语的内部程序之中[9] 8。因此,要实现话语的平等,我们就必须创立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并且获得他人的认可和接受,实现话语的国际化。我们在强调中国特色的同时也要看到中华民族伦理思想和中国问题的普遍性:一是中国伦理文化是人类道德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道德生活既有民族独特性,也广泛存在相似的主题和内容,所以东西伦理之间有着基于人类共同历程的通约性;二是中国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走进现代进程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比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问题、社会治理问题、公平问题、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正义问题等。我们要基于中国伦理话语理路,积极参与应对国内外伦理挑战,在维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充分发出中国伦理声音。
  所谓中国风格,旨在于形成中国学派。学派在知识传承、学术影响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伦理学知识的传播、传递表现出人文学科的内在特性——自然科学的知识往往是替代性的,新知识理论的出现会取代旧有知识体系;而人文知识则是谱系性的,新知识通常是对谱系的延伸和扩展。形成学派是知识承接、搭建思想脉络的关键机制。追溯历史,我国有着悠久的学派传统,诸子百家之所以各成体系,就是因为它们的学说在历史中代代相传,分属不同流派的学者秉持了相同的学术思维、围绕相同的问题开展了持续性的研究,形成清晰的学术风格。学派是学术风格的集中体现。要培育中国风格伦理学、建立中国伦理学派,一是要强化学派意识,今天的学术不能再采取“作坊式”的研究方式,在庞杂且分工细密的知识体系中,任何学者的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只有进行学术整合,建立稳定且可持续的学术团队,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二是要围绕相似的主题、形成相近的学术立场,伦理学科、学术团体都可以成为学派的生长点,学科和学术团体有责任组织成员围绕重大主题进行团队性研究,在合作和交往中达成学术共识;三是要实现研究方法的创新与传承,研究方法是承袭学派的纽带,也是学派的风格标志,这就要求广大伦理学人根据我国道德生活的特点找寻新的伦理学研究视野,搭建中国特色的伦理学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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