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勤: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大会

(作者:温克勤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道德与文明》2010年04期

1980617日至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发起、筹备的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大会在江苏无锡召开。来自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中宣部、教育部、公安部、团中央的一百五十多位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有教授专家、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新闻工作者、领导干部和高校研究生等;有一定比例的女同志和少数民族代表;年龄最大的72岁,最小的23岁。这次会议既是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大会,同时也是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是新中国建立后伦理学界的第一次盛会,标志着伦理学学科在我国的正式恢复。

李奇同志在开幕词中讲到,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伦理学讨论会,是在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之后,在新长征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具有特殊意义。林彪、四人帮在道德领域的破坏严重,道德领域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出现了好现象,但要肃清流毒还需要时日。现在在人们当中特别是青少年当中在思想道德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加强道德教育和人生观教育;伴随国际交往的日益扩大,外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文化渗透,需要加以警惕;在经济改革、调整过程中也会产生一些有关道德方面的新情况、新问题。总之,现实生活实践提出了研究伦理学和加强道德宣传教育的客观需要。搞好道德教育对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促进四化建设,对造就一代共产主义新人意义非常重大。她强调这次讨论会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她希望这次会议的召开能为今后学术讨论开个良好的头,把专业人员组织起来,为今后工作创造好条件。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冯定同志给大会发来了贺信。他在贺信中讲: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发源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形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政治斗争和武装斗争,取得了全国胜利。但是在摆脱小生产的经济革命和意识形态的革命中,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完成。林彪、四人帮的出现竟然存在十年之久,不能不令人正视其深远的社会根源。在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今天,在某些社会现象中又出现了一味崇洋、盲目拜金等形形色色的倾向,仿佛使人又看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糟粕的重现。这些情况的产生,既有它今天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有它深远的社会历史的渊源。因此,作为伦理学的研究,不应忽视这个历史背景。我想这个开幕词和贺信十分清楚地指出了当时恢复伦理学研究、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学界的任务,高屋建瓴,旗帜鲜明,内涵丰富,对会议讨论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

粉碎四人帮之后百废待兴,我国各个领域都面临着拨乱反正的任务,重新营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把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当务之急。于是伦理学研究与四化建设的关系便成为这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周原冰同志的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题报告特别具有针对性。他指出了反对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及安定团结的重要意义,对怎样搞现代化、开展道德科学研究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从来不同意道德万能论,因为社会的发展,社会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依赖于经济基础。但我们也反对道德无用论,道德有相对独立性,对经济基础起着巨大的反作用。人是社会的人,人有思想,一个人有没有道德,有没有责任心,对生产力发展的意义是不同的。过去我们过分强调政治挂帅,但是现在反过来了,一强调物质就不讲政治、不讲道德。有文章讲向钱看,一讲经济规律,就什么都要利润,认为讲道德是卖狗皮膏药。他强调指出,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除了靠路线政策正确之外,道德教育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道德起的作用更广泛。关于现代化问题,他讲到,我们搞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物质文明,同时要发展精神文明,这就要重视道德建设,要讲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统一。共产主义道德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要求,今天对四化!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的,反之就是不道德的。在道德科学研究问题上,他强调要解决源与流的关系问题,研究现实问题是源,继承遗产是流;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从广度和纵深两方面开展研究:一方面要在与政治学、法学、民族学、社会学、青年学、心理学、人才学的联系中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公德和职业道德。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石峻同志作了题为关于伦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演讲。他讲了中国古代史上的伦理与道德、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方法论、有关伦理学的理论问题等三个方面。在讲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方法论时,他强调不要从概念出发,要从客观、丰富的道德现象、道德事实出发。概念对一门科学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停留在这里。在讲述历史地考察的方法时,他提出古人特别注意道德修养、道德操守,不是光讲理论,而是把理论变成行动;古人讲理气、动静和人的道德规范紧密联系,讲动静也讲心动、心静。不了解这一点就既不懂中国哲学;也不懂中国伦理学。这些考察可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他还强调理论研究要有一个根本的指导思想,东拼西凑不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伦理学更着重于改造主观世界。世界观的改造是根本的改造。先立乎其大者,即先要站稳根本立场。变化气质,就是改变立场。他特别强调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研究伦理学,并对知识与道德、必然与自由、根据与条件、共产主义道德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关系做出了论述。时任教育部政教司司长的李正文同志在闭幕式上做了讲话。他强调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批评只抓智育忽视德育的倾向,认为大中小学都要上伦理,对成人也要进行道德教育。他指出,道德教育要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它可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特别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有些人会产生民族自卑感、崇洋媚外思想,这就更有必要讲爱国主义。除了以上这些集中谈问题、论方法的发言之外,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主任的罗国杰同志在会议上介绍了由他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引起了与会同志的兴趣和热议。罗国杰同志对以往的伦理学体系进行分析后,指出他们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与纯粹理论科学以及研究规范体系、人的道德行为和描述道德现象的科学不同,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阐述道德产生、发展、变化规律的科学。他希望通过讨论研究能搞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编写大纲。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编写大纲的讨论将伦理学体系与教学大纲的讨论引向深入,许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会议还讨论了道德和经济规律、经济政策的关系,道德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科学文化的关系,道德在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中的作用,青少年犯罪与道德教育,道德规范与社会公德,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等问题。另外,有些同志还对人性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和加强政治道德、政治家道德研究以及如何评价雷锋精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时间安排得比较充分,与会同志联系自己的工作、亲身感受和当时的社会道德状况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总的来说,正如罗国杰同志在闭幕词中的总结所说,这是一次盛况空前、圆满成功的大会,对共产主义道德与实现四化的关系和其他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看法。在讨论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如道德教育对象问题,能否提道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社会道德风尚的结构问题,如何看待雷锋精神问题,国民公德与道德规范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进一步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今天看来,尽管这次会议所提出和讨论的伦理道德问题,无论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还显得有些不足,但是作为标示伦理学科恢复或者说伦理学在我国真正作为一个学科开始的第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它提出的许多问题都不仅极具时代意义,而且实际上明晰了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大方向。它确实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并收获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比如,人大伦理学教研室提交的罗国杰同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就是突出的一项。 不过,我觉得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功绩还在于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使伦理学工作者从此有了全国性组织。会议选举产生了由冯定、李奇、周原冰、周辅成、罗国杰、刘启林、许启贤、魏英敏、甘葆露、包连宗、魏道履等22人组成的理事会,常务理事11人,冯定任名誉会长,李奇任会长,周原冰、周辅成、罗国杰任副会长,刘启林任秘书长,许启贤、魏英敏、甘葆露、包连宗任副秘书长。周原冰同志代表理事会对学会工作做出了安排,对会员提出了要求。学会的成立意义重大而深远,对伦理学科的长远发展发挥着有力的学术指导和组织推动作用。我本人也从这次会议学到了很多东西,开阔了眼界,受益匪浅。我向大会提交了论文研究中国古代的道德遗产。该文受到与会同志特别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张毅辉同志的重视,后收入道德与道德教育论文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回到天津后,应天津社联领导的要求,我向天津市理论教育宣传干部介绍了这次会议的情况。按照理事会对会员的要求,我在南开大学哲学系(当时我还在南开大学工作)及天津其他一些高校和社会上讲授与宣传伦理学理论知识及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并积极参与地方伦理学会的筹建工作。198210月中国伦理学会与天津社科院合办的伦理学专业期刊伦理学与精神文明(1985年更名为道德与文明)创刊后,我协助李奇、罗国杰、陈瑛同志主持编刊工作,一直到199611月退休。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暨中国伦理学会成立大会的盛况还记忆犹新。30年来,我国的伦理学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出人才、出成果,先后创办了两个专业期刊,广建硕士、博士点及学科研究机构和研究基地,广泛开展学术研讨和对外交流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与普及教育做出了令人欣喜的贡献。我作为一名伦理学工作者感到欣慰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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