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2018-08-29 10:46:00 来源:

廖加林:论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

 
       公共道德(可简称为公德)与社会公德这两个概念是否能等同使用呢?如果不能,那它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本文对公共道德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区分正是就这一问题思考的结果,现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一、公德与社会公德的由来及公共道德的场域基础
        根据台湾学者陈弱水教授的研究,在19、20世纪之交流行于日本和中国的“公德”观念发源于日本,最早出现在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1875年出版的《文明论概略》中,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新生事物。“公德”一词虽是福泽谕吉的发明,但他并未明确加以界定,其涵义非常宽泛,可指一切显露在社会生活中的德行。但福泽谕吉认为,传统东亚的道德观念基本上只是私德,公德的出现显然与西方文明的冲击有密切关系,可能是“文明开化”(我们称之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一观点确实给后人以启迪。
        从内容上看,明治维新以后至20世纪初,流行于日本的“公德”观念大体包含三层意思:不伤害他人或公众利益;协助他人并为公众创造利益;为国家效力。前两个层面内容属于“社会道德”,重点涉及个人与不确定他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可以理解为社会日常生活中应有的道德。最后一层面指国民的政治义务,属于“政治道德”。 陈弱水先生指出此一时期,公德在日本主要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特别强调两项内容:一是个人在公共场所和对集体利益应有之行为,另一则是个人对社会生活中的其他人——主要是陌生人——应有的态度与举止。至于与政治有关的内容,则为边缘性的 。不过当时也有日本学者认为,一般人对公德的理解太过狭隘,谈起公德问题,只会说在公共场合举止如何如何,在公园里对待草木如何如何,对待公共财物的行为又如何如何,而公德的核心意义应该是参与公共事务者——如官吏、议员、社会领袖——应有的德行。虽然这种观点并不算主流,但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对公德的理解也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公德观念在日本流行的同时,被梁启超等学者介绍进入中国,但梁启超阐发的“公德”内涵与日本主流的公德观已是不同。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爱国心”,一是“公共心”或“公益心”;即一是政治伦理,一是社会伦理,而以前者为重。在其《新民说》中,梁启超论“公德”的基本主旨是,中国若要成为有力量的民族国家,必须先有为其献身的人民,所以他的“公德”,主要是指有利于国家总体利益的行为,当务之急是培育国民的爱国心和国家意识。至于社会伦理品质的培养问题,比较而言是其次的。而几乎与梁启超同时的马君武等学者所持的公德观念则几乎完全是社会性的,其内容主要是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维护社会公正、保护弱者等等  。刘师培1906年出版的《伦理学》教科书也主要是在社会伦理层面使用公德一词。所以可以说当时中国人所领受的公德的义涵,其政治与社会两方面并没有清楚的分界,经常混在一起。梁启超推崇公德的政治意涵,强调国家意识和人民献身的义务,显然是适应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局需要,这一价值取向后来为近代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意识形态所直接继承并强化。
        建国以来,我们一般将“公德”、“社会公德”概念混同使用,但“社会公德”概念使用最为频繁。大多数伦理学教科书几乎一致地将社会生活划分为婚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三大领域,相应的具体道德要求也就分为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三大类型。社会公德成为一种习惯用法,涉及的主要是全体公民社会层面的义务,主要是指“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主要内容是“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如果要强调和鼓励积极性的公民行为,注重公民政治层面的义务,在政治文献中就往往使用“公德”概念,如建国时期具有宪法性质的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规定,“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不过这种区分并不固定或很明显,有的学者干脆公德、社会公德概念等同使用,或者用广义和狭义区分其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的义务要求,如罗国杰教授主编的《伦理学》(1989)是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来界定和区分公德与社会公德的,“从广义来说,凡是与个人私生活中处理爱情、婚姻、家庭问题的道德,以及与个人品德、作风相对的反映阶级和民族共同利益的道德,通称为公德。从狭义上说,社会公德就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最简单、最起码的公共生活准则”  。
        将社会生活划分为婚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三大领域,对道德的生活基础的这种理解当然影响到对生活中的道德价值体系的理解。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相对于婚姻家庭生活、职业生活独立存在,那职业生活具不具有公共性,政治生活这种人类最典型的公共生活与职业生活、社会公共生活的界线在哪里?看来我们对公共生活必须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对公共生活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之“公”与社会之“公”、以及“公”、“公共性”的内涵必须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当年梁启超在借用公德与私德这对范畴来诠释中国道德文化,寻找道德变革进路的时候,其实他的视野是非常开阔的,他已敏锐地感觉到中国人与西方人在道德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是基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两种社会生活方式的道德诉求上的不同,自觉意识到了创生于后发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道德转型的“公德”概念,有着表达时代价值诉求的功能,并且将中国旧伦理与当时的西方伦理即“泰西新伦理”作了如下的比较:
        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团体之事也。以新伦理之分类归纳旧伦理,则关于家族伦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妇也;关于社会伦理者一:朋友也;关于国家伦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伦决不足以尽社会伦理,君臣一伦尤不足以尽国家伦理。……若中国之五伦则惟于家族伦理稍为完整,至社会国家伦理不备滋多,此缺憾之必当补者也,皆由重私德轻公德所生之结果也。
        在这里,我们除了注意到梁启超指出的中西方伦理之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中国伦理是重私德而轻公德,而西方伦理则更看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亦即公德重于私德的观点外,我们还必须注意到他所理解的公德是分国家(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的。由于梁启超所处时代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变革,现代性的公共生活尚未发育,所以他的公私观念和对公德私德的理解虽不是很准确的,对当务之急是培养国民公德还是先培养个人私德的主张是有所抵牾的,但他从国家(政治)和社会两个维度来理解公德的思路却是很明显的,这是我们在理解和研究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时可以直接借鉴的。
        二、从政治的维度看公共道德
        政治生活是本源意义上的公共生活。政治活动往往围绕着国家权力而展开,其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公共事务的处理方式,同时它也是一种全面影响和决定个体的生存方式或者说决定个体命运的力量。但“‘政府、政治和经济’这些词常常被人们认为是与道德研究无关的,至少只是处于道德研究的边缘地带……其实,我们有许多日常的道德选择,都是在既定的政治的、政府的和经济的结构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是以它们暗含的价值为前提的。” 我们也似乎忘记了亚里士多德早已给我们的告诫:他的《伦理学》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形式是幸福所必须的,他的《政治学》则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具体政体形式和怎样一套制度,才能产生并且保护这种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一样,人们生活的公共空间就不一样,从而道德生活的基础与环境就不一样,社会生活的道德诉求也就不一样。
        现代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而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也有赖于民主政治的保障。民主政治的独一无二的特征就是,它是追求尽可能使其人民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的政治制度。它将自由和平等价值的重要性凌驾于其他任何理想之上,将生气勃勃的精神注入民主的生活方式之中。在作为民主程序的政治过程中,个人的自主性、自决权得到了真正的尊重,通过制度的安排实现道德在政治上的应用,从而使民主政治成为不断接近于人类道德理想的政治形式。同时民主生活的过程催生着公民政治上、道德上的成熟并以此又成为民主进步的前提。而作为民主政治对立面的专制政治,它的最大后果之一便是其臣民无法拥有自主的人格。康德曾经深刻地指出:“一个政权可以建立在对人民仁爱的原则上,像是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那样,这就是父权政治。由此,臣民在这里就像是不成熟的孩子,他们不能区别什么是对自己真正有利或有害,他们的态度不得不是纯消极的,从而他们应该怎样才会幸福便仅仅有待国家领袖的判断,并且国家领袖之愿意这样做便仅仅有待自己的善心,这样一种政权乃是可能想象的最大的专制主义。”
        从道德的角度看民主政治生活它可分为国家如何对待公民和公民如何对待国家这两个向度。前者指国家如何通过制度安排善待个人,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即政治生活的法律制度、政治组织的结构和体制设置、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都必须贯彻正义的原则,称之为制度正义。把制度的正义问题纳入道德研究的中心视野是当代自由主义哲学家罗尔斯的主要贡献。他从道德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即研究社会基本结构在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合理的利益或负担之划分方面的正义问题。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明确规定,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的对象是社会的基本结构。他认为,人们的不同生活前景受到政治体制和一般的经济、社会条件的限制和影响,也受到人们出生伊始所具有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尽管这种不平等的社会地位和自然禀赋是个人无法自我选择的,但正义原则却可以通过调节主要的社会制度,从全社会的角度来处理这种出发点方面的不平等,尽量排除社会历史和自然方面的偶然因素对于人们生活前景的影响。所以对制度的伦理研究也就成为公共道德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维度。
        同时罗尔斯也意识到,一般公民虽没有政治家的那种政治职责但负有支持和促进正义制度的自然义务。罗尔斯对这种公民政治义务的论述实际上已是涉及到现代民主政治生活条件下的公民如何对待国家这一向度。在一般情况下,公民对国家的爱包括两个不同的原则,首先是对宪法或已经建立的政府的敬畏,而不是拒绝服从政府的管理;其次是竭尽所能全力促进全社会的共同福利,使自己的同胞过上安全的、体面的和幸福的生活的强烈愿望。当然它还包括质疑政治权威的能力和愿望、从事与公共政策所涉及事务相关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和愿望等。也就是说每个公民都应该公平地承担创造和维系正义制度的义务。这种义务主要是通过政治参与途径去履行,而且我们强调的公民政治参与所指向的对象并非只有政府的决策,还应包括政府的建立和政府执行政策的活动。就政府的建立而言,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选举和投票活动;就政府执行政策而言,公民的政治参与就是监督和检举活动。按照美国学者威廉姆•甘斯通的看法,维系民主政治的持续繁荣要求公民具备四方面的品德:第一,一般品德:勇气、守法、诚信;第二,社会品德:独立、思想开通;第           三,经济品德:工作伦理、要有能力约束自我满足、要有能力适应经济和技术的变迁;第四,政治品德:要有能力弄清和尊重他人的权利、要有提出适度要求的意愿、要有能力评价官员的表现、要有从事公共讨论的意愿,等等。而在政治品德中,质疑政治权威的能力和愿望、从事与公共政策所涉及事务相关的公共讨论的能力和愿望,也许是民主政治最具特色的素质要求。
        此一向度还包括公务人员的德性。公务人员是较特殊的一类公民,一方面他们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必须体现权力为公众服务的无私性;另一方面他们作为个人又有着自身利益的追求,这样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冲突、公共理性与个人理性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更为经常地凸显在公务人员的身上。他在职务行为中优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还是公共利益,决定了他的职务行为的道德价值,同时也势必会影响到制度正义价值的实现。
        三、从社会的维度看公共道德
        社会维度即日常生活的维度,也就是指公民之间横向交往关系的维度。日本当年以明治二十三年(1890)的《教育敕语》为转折点,文化界把社会伦理规范作为新价值提倡,重点关注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日常交往关系,较少涉及臣民大义或民族国家问题,是因为当时的知识界已根据西方文化对“国家”和“社会”作了明显的区分:“国家”是由法律、制度、权力等所构筑的政治共同体,“社会”则为从历史自然演进而成的风俗、信仰、礼仪等日常生活世界。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观念,意指在国家与家庭之外的人世活动的各种部分和总体,它与西方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观念的产生密切相关。在西方黑格尔首次理论上明确地界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他把市民社会规定为“满足需要的体系”,并指出它是整体性社会存在中的一个确定领域,即由商品经济关系联结起来的“社会”领域,它作为个人利益之间的竞争和合作体系自发运行而相对分立于国家。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规定同时也纠正了黑格尔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解,“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他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 。
         20世纪80年代以来,“civil society”的内涵已悄然发生变化,它已超越黑格尔的规定拓展到了文化批判领域,主要指建构公共理性和公共精神的社会空间。哈贝马斯是主要的代表,他的“公共领域”指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并不受官方干预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公共场所。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政治公共领域是现代资产阶级公共权力的基本问题域,相应地,个人自由理性所形成的公众舆论的批判性则是社会公共领域的精髓。公共生活的政治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区分到此已经非常清晰。
当代中国社会的生活实践也表明,在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民众“公共生活”的概念已经超出了“国家政治生活”这样一种唯一的、毋庸置疑的界定。在政治国家仍支配大部分资源的同时,市场社会也具备了相当程度的资源支配能力,国家不再是民众唯一可能的身份来源,民众可以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中确定自己的人生位置,即在自上而下的公共权力领域之外,也开始形成自下而上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政府公共性有向社会转移的趋势。在许多公共活动中已经出现非政府公共组织活跃的身影。这类社会自治型的公共管理组织担负着属于国家和政府机构之外的公共管理职能,它所追求的公共目标,或是为了解决人类所共同面临的某些问题(如环保等);或是建立一个行业的公共秩序,增进人际联系,切实培养人们的道德能力等;或是建立各种基金会、慈善机构等非营利组织,服务于现实社会中的某些特定需要,应付公共生活中的种种急难等。它们存在于社会之中,属于非营利性质,与政治公共权力机构不同,也区别于本质上致力于追求利润的私人组织。它们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参与力量,使过度膨胀的政府公共权力开始向第三部门转移,成为一种连接国家、政府与社会的纽带,成为抑制政治公共领域集权行为和集权话语的有效调节因素,从而打开了政府社会管理垄断化的缺口,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导致社会管理模式的更新。一方面,它扩大了政府与社会沟通的途径,拓宽了表达公众利益诉求的通道;另一方面,它在全社会中培养起一种主体意识,进一步地激发出社会成员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从而有效地监督公共权力的行使过程,将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
        事实上,这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一方面,见多识广、充满活力的公民是有效的政府管理的基础所在;另一方面,民主制度保证的自由,使公共领域能展示其公共性、开放性特征,延展出一个公民可以广泛参与的广阔的公共空间,塑造着公民的品格和人格。在人们交往中相互之间的直接体验,产生感情的共鸣,体验到人们之间是相互依赖的,社区层面的真正的公共生活也就形成了。公园、广场、咖啡屋、博物馆、画廊等都是公共生活的领域,陌生人在此相遇,在相互的寒暄中消磨时间,分享共同的兴趣、爱好。集会、论坛、听证、辩论、志愿行动等活动使得人们相互交往的机会成倍增加,在此过程中,便出现了陌生人之间更为正式的互动 。这种相互依存的意识和经常性的互动交往将激发和培育着普遍的公共意识和集体责任感,将对他们的生活、人格和道德意愿造成深刻的影响。即那种可期待的关心共同利益、崇尚公共精神、追求正义理想、承担公共责任的道德品质和道德氛围的形成。事实上当今世界在全球范围内,公民正有组织地广泛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通过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志愿活动的开展、非营利组织的建立,以提供各种人类的公共服务,促进基层经济发展,遏止环境退化,维护公民权利和追求其它过去未曾给予关注或国家和政府视阈之外的公共目标。
        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异常重视国家、社会的整体大利,现代的公共道德则似乎特别关注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公共利益。这种利益无所不在,几乎渗入生活的每一层面,是需要社会成员随时处理、随时与个人利益相联接的。也就是说,对于现代公民来说,只关心抽象的国家利益、人民福祉是不够的。公共事务不只是政府之事,各层次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具体如社区事务)都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目标和道德实践的场域。如果没有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居于底线之上的某些政治品德,民主制度就不能正常运转;同样,如果没有公民所表现出来的居于底线之上的社会品德,公民社会也不可能正常地维系。
       
廖加林: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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